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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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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后)、教授、研究员,研究领域: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制度创新与工具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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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30年:有效性取决于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  

2008-11-07 10:57:59|  分类: 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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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操作始于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经历了反通胀(1984-1997)、反通缩(1998-2002) 和反通胀(2003年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也不断走向成熟,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实践和经验说明,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完全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是取决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在肯定20多年特别是2004年以来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尚欠理想,作用更待发挥。因此,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 

  第一,应保证中央银行决策的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是一国的货币当局,负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责任。我国中央银行自1984年成立以来,还不是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新的货币政策体系明确后,中央银行停止了对非金融部门发放贷款,停止了对财政透支和借款,财政赤字主要通过发债解决。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权力集中到了总行并转变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商业银行总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的利润留成制度已为预算制所代替。这一切都为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职能创造了条件。尤其在2003年成立中国银监会后,更进一步提高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原有高度集中色彩的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中央银行离真正行使其职能还尚需时日。因此,在既有状况下,当前应赋予人民银行合理调配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权利。在明确各种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作用、优点及弊端的同时,由人民银行结合我国一定时期的经济、金融状况,适时自主采用政策工具,才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达到政策效果的最大化。 

  第二,进一步加快商业银行改革,完善其治理结构。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采用和实施货币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因此,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迈向市场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缺乏经营贷款的激励机制,而约束条件苛刻。在我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中,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强有力的传导渠道,但种种迹象表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防范风险所出台的种种措施与货币政策操作常常有不吻合之处,尤其在经济增长减速时期造成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际紧缩效应。为此,要进一步加快商业银行改革,建立“以利润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责、权、利密切结合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其治理结构。此外,应加大培育发展主要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这类金融机构分散在各地,对当地中小企业情况比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较低,运作比较灵活。通过非国有银行与非国有经济的相匹配发展,使货币政策的效力传导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而使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加全面有效。 

  第三,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尽管我国国企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现存几百家国企仍占有全部金融资源的绝大多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现有国企改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通畅与发挥作用,取决于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需要有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并且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现代化企业。 

  当前特别应根据市场经济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除少数公共用品属性、自然垄断性、转移支付性的国有企业外,其余国有企业的产权都应转化为公司法人或自然人所有产权。逐步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使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调整和改善其负债结构,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降低银行不良债权。要对企业直接融资的资本金进行认真审查,以防止将风险转嫁给银行和社会公众。只有通过加快企业制度改革,才能逐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换句话说,只有真正体现所有者利益的企业才能对货币政策调节工具的变化做出灵敏反应,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四,“保增长”的同时不能忘了“调结构”。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增长乏力,与国内消费能力不足有关。在全球经济衰退,出口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提升国内消费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美国国内消费贡献了GDP的70%左右,而我国的消费大概只占GDP的35%。问题是,要扩大消费,就必须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在我国的财富分配中,过于向政府和国有企业倾斜,这削弱了民众的消费能力。而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当教育、医疗走向市场化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民众负担的加重。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保增长”的目标。而在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中,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占到了GDP的50%。这样一种投资结构导致出现了与政府投资相关的形象工程以及地产、钢铁、水泥等行业过热,而大多数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国制造”则走向冷清的局面,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这种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方式,造成的后果就是国有资产太过庞大、政府管制太多。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好、工业产能已经过剩的情况下,当前特别应注意转型发展第三产业并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把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权从政府还给民间,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良好发展格局。否则,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还是由政府扮演主要角色,那么对于政府行为,诸如利率、准备金率甚至汇率这些工具,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 

  最后,任何政策都不是万能的,受其本身政策局限的影响。货币政策也是如此,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作用日渐式微。同时,地区行业差异带来的经济发展不一致现象,也会造成货币政策实施总量调控的市场基础薄弱。 

  此外,资产价格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基本面的经济状态,但资产价格泡沫一般源自“非理性繁荣”、技术进步和金融自由化等因素,它不完全是一个货币问题,而是一个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问题。至于信贷标准松弛、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或者财经纪律问题,甚至公众的“动物精神”等等,都超出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边界,成为货币政策的盲区。 

  因此,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践中,应更多地注重诸多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任何指望或过度依赖于某一政策如货币政策的想法和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 

——本文载《金融时报》200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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